事实上，不少公众的认知还停留在“垃圾围城”是中国城乡共同治理痛点的阶段。而如今，深圳、广州、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，多座巨型“垃圾山”消失；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余，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。这幅复杂且不断“反转”的行业图景，引发“垃圾变少了”的误读不断在互联网蔓延。

　　深圳罗湖区的一座“垃圾山”如今成了“网红山”。社交平台上，有人拍照“见证历史”，有人感叹“垃圾山也能变金山”。

　　填埋场逐渐“退休”，但垃圾并没有消失。它们被送到一个地方——焚烧发电厂。

　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金宜英回忆，2010年，垃圾焚烧技术起步不久，全国当时建成投运119座生活垃圾焚烧厂，处理能力不过每天9万吨，仅占全部处理能力的20%，填埋是绝对主流。当时有两道“坎”：一是公众担心“毒烟”，谁都不想自家门口冒烟；二是“垃圾围城”步步紧逼，必须用最短时间把焚烧设施建起来。

　　倒逼之下，行业加速奔跑。2012年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二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，提出“鼓励采用焚烧处理方式”，规划新增处理能力58万吨/日。同年，国家确立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——280千瓦时以内每千瓦时0.65元。这一补贴政策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，极大地推动了垃圾焚烧行业发展。

　　对于烟气温度降低过程中再次合成的微量二噁英，焚烧厂也有后续的脱除技术。吴曰丰说，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均采用布袋除尘工艺，可稳定拦截PM2.5、亚微米级超细粉尘，布袋表面附着的吸收剂活性炭可吸附烟气中漏网的二噁英；同步还有其他方案去除烟气中的重金属和酸性气体。经过综合处理后，只有干净的烟气才能排向天空。

　　记者走访发现，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焚烧炉负荷不足、停烧等情况。

　　业内人士说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：首先是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，目前各地标准大概在每吨50元至150元之间。此外，还有售电收入，即基础电价+电价补贴。这些收益，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，垃圾处理量越少，企业收益越低，亏损风险就越大。这也是一些企业急于“抢垃圾”的利益驱动。

　　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秘书长刘晶昊指出，当前垃圾焚烧已逐步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，与之配套的收运网络也在持续完善。下一步，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推动分类方法由繁到简，让群众“记得住、分得清、操作便”，从而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便利性。必须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让各地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分类模式。

　　5月25日，住建部部长倪虹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上表示，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、持续性任务，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，深刻认识当前垃圾分类的阶段性特征、变化和要求，坚持因地制宜、与时俱进，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。要统筹兼顾、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；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，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；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，鼓励设施共用共享，更多地区实现原生垃圾“零填埋”。

　　从“垃圾围城”到“垃圾山消失”，中国垃圾治理用10年走完发达国家30年的路，正是一场从末端处置转向循环利用、从规模驱动迈向质量驱动的历史性跨越。